面向隐性知识的新型商学教育体系建构研究

作者 秦俊彬  王毅

摘要：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MBA教育以来，商学教育长期以显性知识传授为核心，形成了“重理论、轻实践，重标准化、轻个性化，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育”的固化培养模式。该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曾发挥了快速批量培养标准化管理人才的积极作用，但进入新时代，面对产业变革与商业发展的新需求，其内生弊端逐步显现，已难以培育满足市场需求的高层次商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关键词：隐性知识；人工智能时代；新商学教育模式；深度融合；赋能生态

一、引言：隐性知识的内涵与特征

隐性知识属于前语言阶段的非标准化个性化知识，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探索构建以挖掘与呈现隐性知识为核心的新型商学教育模式，是培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商科人才的核心命题。

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是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于1958年提出的概念，指“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即那些无法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进行清晰、完整表述，且深植于个人经验、直觉、价值观和具体情境中的知识。隐性知识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核心维度：

1. 默会性

难以编码化/非语言性这是隐性知识最本质的特征。隐性知识难以通过语言、文字、公式或图表进行明确的逻辑说明，往往表现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例如，骑自行车时的平衡感、老中医把脉的手感，无法通过文字完全传递。

2. 个体性

隐性知识深植于个人的头脑中，与个人的经验、直觉、价值观、情感和心智模式紧密相连，高度个人化，带有强烈的个人烙印。它难以通过正规的教育或媒体进行直接传递，通常需要通过“师徒制”或“做中学”来传承。

3. 情境性

隐性知识总是与特定的环境、背景和具体任务紧密相连，是对特定情境的整体把握。脱离了产生该知识的特定情境，隐性知识往往难以被理解或有效应用。例如，特定企业文化中形成的团队协作默契，难以直接复制到其他环境。

4. 实践性

隐性知识主要通过“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获得，依赖于个体的亲身实践、体验和领悟。它往往表现为个人的技能、诀窍（know-how）或习惯，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而非通过书本或理论直接灌输。

5. 非理性

隐性知识往往不是通过逻辑推理获得的，而是通过身体的感官、直觉、洞察力或领悟获得的。在使用隐性知识时，个体通常是在无意识或“非反思”的状态下自动完成的，难以进行理性的批判。

6. 相对性

隐性知识并非绝对静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显性知识（如通过类比、隐喻、深度会谈等方式将经验转化为理论），反之，显性知识通过内化也可以转化为个体的隐性知识。此外，相对于不同的人，知识的隐性与显性状态是相对的，对一个人是隐性的知识，对另一个人可能已经是显性知识。

典型案例包括企业家的战略决策直觉、高层管理者的领导艺术、专业工匠的实操技艺等。

在知识体系中，隐性知识是显性知识生成的基础，多数显性知识（如理论框架、数学公式）均源自对隐性知识的系统提炼与形式化编码。

二、隐性知识在新商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隐性知识在新商学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将理论转化为实战、将知识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关键。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1. 弥补显性知识的局限，实现知识的真正内化

显性知识（如书本理论、商业模型）往往是对商业现象的抽象和简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实际商业情境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隐性知识（如实战经验、直觉判断、商业洞察）深嵌于个体的经验与实践中，能够帮助学员将显性知识内化为“知道如何做”的实战能力，从而真正掌握商业运作的底层逻辑。

2. 提升商业实战与决策能力，解决复杂问题

商业实战中充满了不确定性，隐性知识（如资深管理者的决策判断力、对商机的直觉把握、对复杂情境的全局观）无法通过单纯的课堂讲授获得，必须通过真实的商业试错、案例复盘和情境模拟来积累。新商学教育通过引入真实商业案例、企业实战复盘和私董会研讨，帮助学员在模拟和真实的情境中积累隐性知识，提升解决复杂商业问题的能力。

3. 促进商业创新与认知升级

隐性知识是知识创新的根本。学员在吸收他人隐性知识（如成功者的经验教训、失败者的反思）的过程中，能够打破原有的认知盲区，形成新的商业思维。新商学教育通过汇聚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实战派导师和同侪，在深度互动和思想碰撞中，激发学员的隐性洞察，实现认知格局的升级。

4. 实现从“知识积累”到“价值创造”的转化

商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隐性知识直接关联商业结果，它帮助学员将学到的理论转化为实际的商业操作和经济效益（如商业模式的优化、营销技巧的落地、风险把控的直觉）。新商学教育强调“实战赋能”，正是为了帮助学员将隐性知识转化为企业实际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综上，隐性知识是新商学教育区别于传统理论教育的核心，它帮助学员跨越“知道”与“做到”的鸿沟，实现从“理论学习者”到“实战决策者”的蜕变。隐性知识在新商学教育中的实现途径是：

实践导向：商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商业问题解决能力，隐性知识（如市场洞察能力、团队管理经验）是主体应对复杂不确定商业环境的核心支撑。

创新能力培养：隐性知识中的直觉、灵感等要素是商业创新的重要源泉，能够帮助学习者突破传统思维范式的局限，提出差异化的问题解决方案。

领导力塑造：领导力的培育无法仅依赖理论知识学习，更需要主体通过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与人际互动，逐步构建兼具个人特质的领导风格与决策能力，这一过程高度依赖隐性知识的生成与积淀。

三、基于隐性知识的新商学教育模式

基于隐性知识的新商学教育模式，旨在突破传统商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重显性知识轻隐性知识”的局限，通过情境化、体验式、共创式的教学重构，将商学教育从“知识传递”转向“能力与智慧生成”。该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隐性知识（如商业直觉、决策经验、行业洞察、情境判断）难以通过传统的“单向灌输”传递，必须通过“做中学”、情境模拟、师徒互动和知识共创来实现内化与迁移。基于隐性知识的新商学教育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核心维度：

（一）情境化与体验式教学（做中学）

隐性知识高度依赖具体情境，新商学教育需将课堂延伸至真实商业场景，通过“体验式学习”促进隐性知识的内化。

真实情境模拟：引入企业“活”案例（教师实地研究的企业前沿管理实践），让学员在模拟或真实的商业情境中，通过角色扮演、案例推演、沙盘模拟，培养对复杂商业环境的直觉判断和应变能力。

实地浸入与项目制学习：通过企业实地考察、沉浸式实习、社会创业项目等，让学员在解决真实商业问题的过程中，将理论转化为“身体记忆”和“实践智慧”，实现隐性知识的“社会化”与“内隐化”。

（二）共创式与生态化教学（知识共创）

隐性知识的传递需要高频的互动与情境适配，新商学教育需打破“教师单向输出”的边界，构建“共创”生态。

学员为师与经验反哺：将学员（企业家、高管）的实战经验作为核心教学资源，通过“经验反哺”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可共享的显性知识（如案例、复盘），实现“实践知识”与“理论框架”的双向转化。

多元主体协同：构建“高校-企业-行业”的产教融合生态，引入企业导师、行业专家参与教学，通过“师徒式”的持续互动（如私董会、创业教练），实现隐性知识的“外部化”与“共享化”。

（三） 问题导向与跨学科融合（情境适配）

隐性知识往往体现在对复杂、模糊问题的解决中，新商学教育需培养学员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整合智慧”和“创新思维”。

问题导向的交叉融合：以真实的商业痛点或社会问题为牵引，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项目（如“商科+工科+设计”）让学生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跨领域的隐性洞察和系统思维。

欣赏式探寻与愿景驱动：引导学员从“问题导向”转向“优势导向”，在探索商业新可能的过程中，激发主动创新的隐性动能，培养面向未来的商业领袖思维。

（四）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情境重构）

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为隐性知识的传递提供新的载体和场景。

虚拟仿真与元宇宙场景：利用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商学共创场域，让学员在虚拟的复杂商业环境中进行“试错”和“博弈”，积累隐性的决策经验。

动态知识中合：利用AI和大数据技术，将行业前沿洞察、企业实战数据与学员的互动反馈进行整合，实现教学内容的动态迭代，使隐性知识得以在数字生态中持续沉淀和流动。

综上，基于隐性知识的新商学教育模式，本质上是将商学教育从“知识复制”转向“智慧生成”，通过情境化、共创化、生态化的教学重构，培养具备商业直觉、跨界整合能力和持续创新力的新时代商业人才。

例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社会创业教育项目，通过顶岗实习、创业竞赛等环节推动学习者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问题的深度融合。

体验式学习：依托案例分析、实地调研、项目实践等教学路径，引导学习者在真实商业情境中积累隐性知识。

师徒制导师指导：引入行业资深专家、企业家担任学生导师，通过言传身教实现隐性知识的代际传递，导师积累的实践经验、判断能力与价值观念对学习者职业能力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

团队协作与互动：鼓励学习者参与团队式项目实践，在合作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沟通协调能力与团队默契等隐性能力。

反思性总结：引导学习者对自身实践经历进行系统性反思，推动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最终形成可共享的系统化理论框架。

四、新商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新商学教育（融合数智技术、多学科交叉的商科教育）在适应AI时代和商业变革的过程中，正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也孕育着转型与升级的机遇。以下为新商学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及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新商学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1. 知识体系与商业实践脱节

· 传统商科教育多基于工业经济与信息化时代，重理论轻实践，难以适应AI、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构商业规则后的需求，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错位。

2. 学科壁垒制约跨界人才培养

传统商科与理工科（如计算机、数据科学）长期隔绝，分科治学模式导致培养出的学员难以具备“懂技术、善管理、通商业”的复合能力，无法满足科技企业与跨界产业对复合型管理人才的需求。

3. 新商学教育学员结构变化与认知不充分

具备一定商科背景的学员主要还是原来知识结构基础上去做经营管理决策，对人工智能时代经营管理决策融合AI时代需求认知不够，长期从事技术、业务、科研等方面工作者在并入管理岗位后，对于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商科知识也非常迷茫。

新商学教育学员结构的变化（商科背景学员与跨行转管理学员并存）与认知不充分（对AI时代决策融合认知不足、对转管理所需商科知识迷茫）的矛盾，本质上是商科教育滞后于AI时代商业实践、以及跨行转管理知识断层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学员主动进行认知重构，同时依托新商学教育的迭代进行针对性弥补。

（二） 学员认知矛盾成因分析

1. 商科背景学员的认知局限

传统商科教育多基于工业经济时代，侧重生产运营、财务分析、市场营销等经验判断和静态管理模型。在AI时代，商业决策逻辑已转向“实时预判、人机协同、多维度动态评估”，传统商科知识难以完全解释AI重构的商业现实，导致学员在融合AI进行决策时存在认知盲区。

2. 跨行转管理学员的知识断层

技术、业务、科研背景的从业者，往往具备较强的专业执行能力，但缺乏全局视野、商业逻辑、财务洞察和战略决策能力。在转入管理岗位后，面对复杂的商业环境，对“需要补哪些商科知识”缺乏清晰的路径认知，容易陷入“懂技术不懂商业”的困境。

（三）学员应对策略（认知重构与知识补全）

1. 商科背景学员：构建“商科+AI”的融合认知

转变决策思维：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与“人机协同”思维，理解AI在推演海量可能性、实时预判、风险模拟方面的作用，明确“AI做推演，人做价值与风险抉择”的边界。

拓宽知识边界：主动学习AI商业应用、数据资产价值评估、AI治理与伦理等前沿知识，将AI工具与传统的战略、营销、财务、运营知识进行结合，提升在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能力。

2. 跨行转管理学员：补齐“管理+商业”的底层逻辑

建立全局视野：跳出单一业务或技术视角，学习企业战略、商业模式、财务分析、组织行为学等核心商科知识，理解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和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

聚焦实战转化：将商科理论与自身原有的技术/业务经验结合，重点提升商业洞察力、跨部门沟通协调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实现从“执行者”到“决策者”的思维转变。

（四）新商学教育的适配与赋能

1. 课程体系迭代：新商学教育需打破传统商科与理工、数据科学的学科壁垒，开设“商业+AI”的交叉课程（如商业人工智能、数据驱动决策），帮助学员建立跨学科的认知框架。

2. 教学模式创新：通过案例教学、实战模拟、AI商业沙盘等沉浸式学习，帮助学员在模拟的复杂商业环境中，练习人机协同决策，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3. 认知破圈引导：通过前沿讲座、行业标杆企业参访、跨行业交流，帮助学员了解AI时代最新的商业范式，打破原有的认知局限，建立面向未来的商业格局。

4. 教学模式的冲击与重构压力

线上教育、企业大学（如华为大学）的兴起，对传统线下商科教育的模式、场景和权威性形成冲击；同时，AI技术对传统商科的基础能力（如数据分析、常规文案）形成替代，要求教育模式向“人机协同”和“智适应学习”转变。

5. 师资与资源匹配不足

部分院校缺乏具备“实务+理论+前沿技术”的复合型师资，难以有效开展跨学科教学；同时，部分院校受限于资金、前沿学科资源，难以快速推进“商科+科技”的交叉融合。

（五）新商学教育的应对策略

1. 重构学科与课程体系，推进“商科+科技”深度融合

打破学科壁垒，将AI、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商科课程，开设“科技MBA（TMBA）”或“商科+STEM”交叉课程；建立“技术+管理+金融”的复合型知识框架，以“技术平衡表”替代传统的单一财务评估，培养复合型人才。

2. 创新教学模式，强化“理论+实践”的产教融合

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单一模式，引入案例教学、沙盘模拟、企业实地调研、虚拟仿真等实战化教学手段；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技园区、硬科技企业合作，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教学场景，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3. 精准定位，优化生源结构与培养方向

针对科技创业者、技术骨干、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等新兴群体，提供定制化、垂直化的培养方案（如科创EMBA）；通过精准画像和差异化定位，提升商科教育的市场吸引力，实现生源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4. 升级师资结构，构建“产学研”协同生态

引进兼具商业实战经验与前沿技术背景的复合型师资，聘请企业高管、技术专家进课堂；依托高校前沿学科资源，建立跨学科教研团队，打造“商科+新工科”的协同创新平台，提升教学的前沿性与实用性。

5. 赋能生态，实现教育价值向“创新引领”转型

商科教育需从“知识传授”向“创新价值引领”转型，注重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创新思维与AI时代的管理升维能力；通过构建“教育+产业+资本”的生态平台，为学生提供技术转化、商业落地和创新创业的赋能服务，实现教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双向赋能。

五、新商学教育未来发展方向

新商学教育正站在科技革命与商业变革的交汇点，其未来发展方向主要围绕“数智化融合、人文素养提升、全球化视野拓展、终身学习体系构建”四个核心维度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 技术与人文深度融合（数智化赋能与人文素养并重）

技术赋能与隐性知识挖掘：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生成式AI等新兴技术，将技术作为商科教育的“底座”，通过智能体、大数据分析、虚拟仿真等技术，挖掘商业隐性知识，提升学员的数据驱动决策和AI工具应用能力。

人文素养与价值重塑：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强化人文素养培育（如商业伦理、AI伦理、跨文化沟通、批判性思维），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培养具备价值判断、伦理抉择和全局视野的复合型商业人才，以应对AI时代“难以替代”的复杂商业问题。

（二） 跨学科交叉与前沿融合（打破壁垒与聚焦前沿）

学科交叉融合：打破传统商科（经管）与理工科（计算机、数据科学）的壁垒，推动“AI+商科+数据”的深度融合，发展“商业人工智能”、“数字金融”、“智能财务”等交叉学科，培养懂技术、善管理、通商业的复合型人才。

前沿与产业融合：紧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和前沿科技（如硬科技、数字经济），将前沿技术（如大模型、区块链）与真实产业场景结合，通过项目制、沉浸式实训，实现“学习即实战”，解决产业复杂问题。

（三）拓展全球化视野（跨文化融合与全球资源整合）

引入跨文化隐性知识：依托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引入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商业智慧，拓宽学员的国际视野，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文化商业领袖。

对接全球创新生态：将全球前沿科技与本土商业实践相结合，培养能够链接全球资源、适应全球化商业格局的国际化人才。

（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全周期赋能与个性化培养）

全周期学习支持：搭建贯穿个体职业生涯的商学教育体系，支持学习者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如初入职场、中层管理、高层决策）持续积累与更新知识，实现“终身学习”。

个性化与智能化培养：利用AI技术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智能学伴和实时反馈，实现因材施教，满足学习者多元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实现从“标准化培养”向“个性化赋能”的转变。

六、构建以隐性知识为核心的新商学教育模式

当前，传统商学院的教学内容高度同质化，核心课程、理论体系、案例资源与考核标准均呈现统一化特征，学习者接受同质化的显性知识灌输，其根本特征在于将高度抽象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作为教学的核心载体，强调知识的单向传递与标准化考核，培养结果因此难以适配新时代组织发展的需求。该模式输出的毕业生能力结构高度趋同，仅掌握通用型管理与商业理论，缺乏将理论灵活迁移至具体情境的能力，更不具备适配具体场景的个性化商业判断与决策能力。此类能力恰恰是当代商业实践中最为稀缺、最具竞争力的素质，其缺失直接导致了商科人才培养与行业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脱节。

构建以隐性知识为核心的新商学教育模式，重在突出实践、体验与互动，核心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综合能力、创新思维与领导能力，以适配快速动态演化的商业环境。

在人工智能逐步替代基础性工作、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同质化的显性知识储备无法帮助从业者构建职场核心竞争力。当标准化知识可以轻易被检索、复制乃至由人工智能生成时，从业者的价值重心必然从“知道什么”转向“能判断什么、能决定什么”。由此，传统商学教育所培养出的知识型毕业生日益暴露出严重的适应性不足，最终导致大量商科毕业生呈现“懂理论、不会落地，学知识、不会决策”的能力困境。这一困境并非个案的偶发问题，而是根植于传统教学模式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商学教育，是为未来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适应产业发展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必须彻底突破以显性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桎梏，回归商业实践的本质属性。这一回归意味着商学教育的逻辑起点应当从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从课堂中心转向情境中心，从标准答案导向转向问题解决导向。

以隐性知识培育为核心，重构育人理念、教学模式、内容体系与评价机制，依托师徒传承、沉浸式实战、场景化交互等特色路径，培育学员不可标准化且人工智能不可替代的商业直觉、场景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

隐性知识因其根植于个体经验、内嵌于具体情境、难以言明和外化的特质，恰恰构成了商业能力的深层根基。唯有通过隐性知识的系统培育，才能使学员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掌握应对未知挑战的实践智慧，并实现“培养懂理论的商科学生”向“培养懂实战的商业精英”的培养目标转型，最终为商业行业高质量发展输送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新时代人才。

这一目标转型意味着商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讲授与书本知识层面，而是需要将真实商业情境、复杂市场变量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全面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七、AI时代企业领导者与商学教育者的新认知

在AI时代，企业领导者与商学教育者正面临深刻的认知变革，其核心在于从中国管理实践的被动学习者，转向本土智慧的主动建构者，进而重塑管理认知的基本坐标与行动路径。  

企业领导者不要只做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学习者，而要成为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智慧的传承者；更要成为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智慧的实践者和跨文化企业智慧的贡献者。  

商学教育工作者要争做中国企业商学智慧（新商学教育）的倡导者、建设者、推动者、教育者！  

企业领导者需超越对西方管理范式的依赖，深入挖掘中国企业在复杂产业生态、大规模组织协同与快速迭代中形成的独特管理经验。他们不仅是这些经验的传承者，更应成为实践者，将本土智慧应用于AI驱动的组织变革中，探索人机协同、敏捷治理与价值共创的新模式。同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他们有责任成为跨文化企业智慧的贡献者，以中国企业的实践为全球管理理论提供新视角，使中国经验在世界管理知识体系中获得更充分的理论表达与实践影响。  

商学教育者则需推动一场“范式更新”。他们不能仅教授基于西方案例的工业时代管理逻辑，而应扎根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构建以“人+AI协同”为核心的新知识体系。这要求他们将中国企业的AI应用实践转化为教学与研究内容，培养学员定义问题、驾驭不确定性、进行伦理判断与生态构建的能力。因此，他们必须成为中国企业商学智慧（新商学教育）的倡导者、建设者、推动者和教育者，通过重构课程体系、科研方向与人才培养目标，使商学教育真正回应AI时代的需求，并在持续的知识生产与教育实践中，为中国企业商学智慧的积累与传播提供坚实支撑。

八、 结语

课堂与书本所承载的显性知识固然构成认知的基础，但若脱离真实情境的反复检验与灵活运用，便难以转化为实际能力。唯有通过真实情境下对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的反复锤炼，才能使学生在面对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时，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的行动力。

对于“懂实战的商业精英”而言，不仅要求其掌握系统的商业理论框架，更要求其能够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不完备的现实场景中，快速识别问题本质、权衡各方利弊并作出合理判断与有效执行。这意味着人才评价的标准亦须相应转变，从关注知识掌握的广度与准确度，转向关注情境应对的灵活性与决策的有效性。

依赖于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实践环节的持续强化以及对学员主体性的充分激发。实践环节的强化不仅是数量意义上的增加，更是质量意义上的重构，要求在真实或高度仿真的商业情境中赋予学员充分的决策权与责任担当，使学员在承担决策后果的过程中完成能力的深层内化。

学员主体性的充分激发，则要求教学关系从“导师讲授—学员接受”的单向模式转向“导师引导—学员探究”的交互模式。唯有基于此，新商学教育才能真正回应行业对高素质商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商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创业团队社会资本、知识社会化与知识分享关系研究》，马鸿佳，张倩；《中国科技论坛》；2014-05-05

【2】《体验式学习:斯坦福大学社会创业教育的经验与启示》方晓明，张龙；《中国高教研究》；2023-08-20

【3】《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机制与多元发展路径研究》李辉，段绪良，岳佳欣；《教育科学论坛》；2025-08-30

【4】《创业团队社会资本、知识社会化与知识分享关系研究》李中亮，牛婷；《职业教育》；2026-03-23